问题一：《制度基因》是以制度基因和激励兼容理论构建的极权主义理论框架，它不同于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和雅各布·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您要重构极权主义理论框架？您认为传统理论存在哪些缺陷？
问题二：谈到极权主义，在我们的概念中，有左翼极权主义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理论划分，前苏联是左翼极权主义，纳粹是右翼极权主义。但您在《制度基因》里，几乎就没有关注右翼极权主义，为什么？您的理论框架能解释右翼极权主义吗？
问题三：您把产权作为制度基因的重要支柱，为此讨论了洛克、卢梭的理论。为什么产权理论在《制度基因》里具有核心地位？卢梭的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理论与洛克的产权理论存在哪些根本性差异？ 问题四：《制度基因》论述了中西文化与政治制度分流问题。为什么您认为，中国的儒教和科举制维护了皇权帝制，而西方的基督教和教会推动社会走向了宪政民主？
问题一：《制度基因》里有一个支柱性的理论，就是激励相容原则。激励相容原则的基础是功利性，但为什么功利主义占主流的英美没有出现极权制度，而功利主义根基并不牢固的德国、意大利却出现了极权主义?
问题二：您在《制度基因》中创造了一个概念，就是中国区管式极权主义，并且用它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崛起和今天的经济衰落。但耶鲁大学的胡安·林茨（Juan Linz）教授用后极权主义这个框架来解释，为什么极权主义统治之后会出现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现象，区管式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呢？
问题三：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代快速崛起，中国政府把它称之为中国模式。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您的朋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他们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这本著作中，认为中国攫取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繁荣终究昙花一现。有很多读者很惊讶他们十年前的先见之明。但您在《制度基因》里，对他们的观点，或者说他们解释中国经济兴衰的看法持批评态度，为什么？
问题四：许教授，我们谈到苏联共产极权主义，它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影响同样巨大，孙中山就曾提出过“联俄联共”的主张，毛泽东也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为什么中国大陆仍在共产极权统治之下，而台湾却转型成为宪政民主政体，并历经多次政权更替，制度基因理论能够解释这一现象吗？
问题五：您认为如果不改变制度基因,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转型，世界上似乎也没有一个极权国家能够成功转型的先例。但改变制度基因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您认为中国民主转型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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